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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是仅次于交通运输与煤矿行业的工伤工亡多发区、重灾区。 据住建部通报， 2016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634起、 死亡735人， 同比分别上升43.44%和32.67%， 平均死亡人数每次超过10人。
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安全为代价。 推进关口前移， 扼住事故咽喉， 实现由“伤后保障” 向 “提前预防” 转变， 对于建筑业以至全社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采访调查中记者发现， 进一步完善工伤预防体系， 构建工伤保险与职业安全健康工作协调运作的机制， 是工人、 企业与社会工作者的一致诉求与共同期待。
建筑工人：应大张旗鼓地宣传工伤预防
瓦工徐良园来自湖北孝感，在他左脚脚踝上有个硬币大小的疙瘩， 这是东莞留给他的“纪念”。 1998年， 徐良园随施工队修路时脚踝被铁皮划破，那年的8月酷暑， 伤口久久无法愈合， 包工头却不让休息。直到伤口溃烂见骨， 徐良园不得不辞工回家。
“上有老， 下有小， 谁都‘伤不起’。” 谈起工伤预防， 徐良园并不认同 “建筑工安全意识淡薄” 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外界对建筑工的一种误解。工友们文化水平低， 没机会接受系统培训， 也不熟悉作业环境。 有时施工条件差， 项目赶进度， 对于安全隐患， 我们也敢怒不敢言， 时间长了， 人就‘皮’了。”
据徐良园介绍， 瓦工多发生划擦伤和坠落伤， “有的工友第一天来， 第二天就发生事故。” 大多数一线建筑工人危害识别能力、 安全防护能力、 应急处置能力较差， 迫切需要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的培训。
徐良园透露， 虽然多数企业都会进行岗前培训， 但在部分工地上仍存在培训 “走过场”的现象，比如，默许工人书面考试作弊，被动应付上级和行业主管部门检查，这使得培训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试题内容不实用，条条框框记起来也头疼，还是用角色扮演、诗歌朗诵、曲艺小品、互动游戏来 ‘上课’更受大家欢迎。” 另外， 他认为， 在有的企业，岗前安全教育占用的时间不计入日薪，这也让部分建筑工对培训有些排斥。
“我的双手扒在城市的腰间。”在徐良园工余所写的诗中，被他一砖一瓦垒砌而成的高层建筑是城市的 “腰”， 但他自己的腰却因常年劳损变得僵硬、 酸痛。 “工伤预防能大张旗鼓地搞最好。没有工伤就是对我们建筑工最大的保护。” 虽然有些词不达意， 但徐良园和工友们的愿望却是如此坚定而明确。
企业安全负责人：工伤预防要从建筑业改革抓起
用人单位作为雇主， 是劳动者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追求工程质量 “万无一失” 的同时，用人单位也要做好工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工作， 尽量避免他们因工伤或职业病 “一失万无”。
日前， 新兴集团二公司安全副经理刘文涛向记者介绍了所在企业工伤预防的经验：
一要提高认识， 提供充足资金与人力， 落实安全管理基础工作； 二要明确内容， 针对钢筋工、 模板工、 油漆工、 架子工等不同工种 “因材施教”，结合具体案例使工人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三要持之以恒， 副班长每天进行安全讲话， 以常态化抽查、 巡检， 扫清安全盲区， 建立反馈平台供安全员及时上报安全隐患； 四要寓教于乐， 将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作为创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口头传帮带 “进化” 到借助放映动画片或PPT、 组织工人参观体验基地来进行安全培训。
“安全部门还要处理好与生产管理部门、 成本控制部门之间的关系。” 刘文涛说， 安全事故不仅给工人带来严重损失，也让企业及其负责人付出高昂代价， 甚至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 因此， 除了从人道主义角度关爱一线工人， 企业也要从风险控制角度考虑， 正视工人职业安全健康问题， 如怀有侥幸心理， 最终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前农民工已成为建筑施工业的主力， 其生产行为直接影响着建筑业。 使数量庞大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中合格的建筑工人， 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有时企业只能针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培训， 对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却力不从心。 对此， 刘文涛建议， “工伤预防还是要从建筑业自身改革出发。” 其中， 既包括促进产业升级， 推行建筑业现代化， 也包括加大防护设备和经费的投入力度， 使用科技手段来降低作业难度、 强度， 改进施工现场环境。
社会工作师：应实施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终身追责制
“工地安全致命伤， 社会保险救命汤， 要是老板不给上，不爽！
劳动合同如不签， 受了工伤维权难， 难于飞船上九天，真冤！”
今年 “五一” 劳动节， 在北京市冷泉希望社区， 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数名山东籍工友集体表演了由河北工友谢仲成创作的 “三句半”，引得现场笑声阵阵。
这是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大君对建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教育的尝试。作为国内首批专业社会工作师，他长期为建筑工权益奔走。
李大君认为， 建筑行业工伤频发， 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工人操作流程不规范、 管理人员不尽责、 项目施工程序安排不当等， 这其中， 包工制是根源之一。
“层层剥离出去的不仅是利益， 还有责任。” 李大君告诉记者， 以资质挂靠的权力寻租为内核、 以劳务分包的资金卷入与层层垫付为载体的包工制，削弱了企业的安全责任， 同时又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 而“工伤拒赔” 成本过低更纵容了对劳动者的侵害。
李大君建议， 为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应实施对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终身追责制度，对 “工伤拒赔” 的用人单位进行严肃查处； 探索取消包工制度， 鼓励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企业建立适当规模、 相对稳定的技术骨干工人队伍。 “据我所知， 万科曾要求施工企业建立自有工队。 2015年， 其下属重庆某工地自有工人比例已达60%。”李大君说。
李大君还提到， 他所在的社会工作团队曾在中铁建某班组进行过 “零事故” 奖励试点， 变反向激励为正向激励，当工人在一定时段内达到 “零事故” 目标时， 便会得到肥皂、 毛巾等奖品， 大大调动了工人遵守安全规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实， 工伤预防与职业安全健康工作中的最大难点并不在于工人。 工人如果不接受还是教育方法有问题， 不能完全归咎于其接受能力和思想意识。” 李大君认为， 很多时候阻力来自于施工企业， “碰到像我们这样的第三方组织要求进入施工现场或员工宿舍， 企业会心虚， 会再三考量， 怕我们的工作引发、 提升工人在劳动保护与维权方面的诉求， 给他们挑刺、添乱。”
“愿更多建筑工地能为我们打开 ‘大门’。 当然， 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李大君说。
